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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教观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上古中

文章作者:365bet历史 上传时间:2019-11-14

宗教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表现在宗教的传播方式上。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主要表现为输出型,而信仰多神教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则主要表现为吸附型。

瑞士神学教授孔汉思指出,当今世界宗教可以分为三大体系:近东的“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属闪米特——先知型宗教,其共同点是信仰虔诚;印度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等,其特点是神秘主义;中国的哲人宗教,以圣贤为中心。但是,三大宗教的特点并非绝对,而有一定重合与交融。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事实上,从起源的角度看,三大体系恰好从东到西分布在亚洲大陆上,形成三大板块。其中的近东也即中东,包括了北非的埃及,但同时它也与地中海的希腊文明相交融。总之,三大体系之说证明了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地域特点,本文试图就古代中东宗教发展的特点作一粗浅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划分一下上古中东宗教发展演变的基本阶段(由于中东的古代宗教是在伊斯兰教传播以后定型的,并且伊斯兰教与上古宗教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作者将其纳入探讨范围)。从宗教类型和交往的角度看,它大体上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早期原始拜物教、多神教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和两河流域是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其以多神为特点的宗教高度发达,形成了独特的教义、宗教组织、礼仪和设施。 第二阶段,多神教文化从两大中心向其他地区传播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东各地的落后民族逐渐发展起自己的文明和多神宗教,如胡里特人、赫梯、迦南、腓尼基、犹太人等。这些民族和国家经常处于两大中心的统治之下,其宗教也受到了两大中心尤其是两河流域的强烈影响。例如,居住于叙利亚的胡里特人的神谱中包括两河流域的神灵埃阿、安努、恩里尔、伊什塔尔等,并以两河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和埃里都作为其献祭之地。而胡里特人也将两河的宗教文化传播到小亚的近邻赫梯,乃至希腊。 第三阶段,二元神教和一神教兴起的时期。融合了本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的落后民族开始加速发展,并进行了宗教革新,一跃超过了已趋式微的两大中心,波斯、犹太成为新的宗教中心并与其后统治中东的马其顿国家的希腊宗教文化相交融。主要成果是二元神教祆教、诺斯替教、摩尼教和一神教犹太教的形成和发展(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祆教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但其成为波斯国教却是在公元以后的萨珊帝国时期),以及各种民间秘教和新的哲学思想的流传,从而为世界宗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世界性一神教兴起和主导的时期。本阶段首先是犹太教的完善时期,5世纪末犹太学者完成了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编撰,从而标志着经典犹太教的最终形成。更重要的是,综合了中东和希腊文化的世界性一神教基督教宣告诞生,并传播至西亚北非和欧洲。然而,中东的许多民族对基督教所蕴涵的浓厚的希腊因素进行了抵制,其后果是坚持彻底的一神论和反对偶像崇拜、但仍然吸收了一定的希腊文化的伊斯兰教的迅速崛起,及其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以三大一神教为基本文化载体的中东文明圈初步形成。正如美国学者拉皮杜斯所说的:“7世纪阿拉伯的征服和随后的伊斯兰时代保留了中东机构的延续性。” 可见,中东古代宗教的发展有着明显的脉络和阶段性。在上述历史发展中,中东古代宗教表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如下四个特征。 一、逐渐形成体现在三大一神教中的、以天堂地狱说和复活说为特征的终极关怀体系,表现出一定的“集体救赎”观念 就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而言,两河流域与埃及存在着差别。两河文明一般被认为发源更早,其宗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水流湍急而改道频繁,不利航运;洪泛无定,降水季节与农时不协调,对农业生产不利。尽管两河流域通过发展灌溉建立了发达的文明,但受环境的影响,其宗教表现出更多的悲观倾向,《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主人公寻找永生之草的悲剧性结局可资证明。在两河的古代宗教中,并不存在来世之说。人们认为亡灵只是生活在地下黑暗沉闷的地方,在一代人以后就会消失。但另一方面,有关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塔木兹的传说也包含了复活的思想。 埃及的地理环境有所不同。尼罗河每年适时而定期地泛滥,水流相对舒缓,有利于农业和航运。另外,当地干燥的气候使尸体干而不腐,因而催生了有关来世和复活的思想。古埃及人认为,人有灵魂,人死后可以复活,但前提是完好地保存尸体,由此产生了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另外,人死后也要进入阴间,接受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冥王奥西里斯和其他神灵的审判,行恶之人的灵魂将被魔怪吞食。所以,追求永生成为君主不懈努力的目标,这体现为修筑金字塔的热潮。 在祆教的教义中,人死后将接受法曹米特拉的审判,善者进天堂,恶者入地狱,但在末日降临时他们均须通过最后审判,无论善恶灵魂均可复活,进入光明王国。不过,复活不需要肉体,因为创世者无所不能。 可见,中东宗教中的天堂地狱说旨在以幻想的来世规范人在现世的伦理和行动,它与复活说相联系,二者均适用于个人层次,属于“个人救赎”。这与南亚宗教主张轮回、转世的学说在目标和功能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天堂地狱说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轮回则是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尽管复活说使中东人在理论上也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与此相联系的是,中东宗教还发展出“集体救赎”的主张,即千年王国之类的理论。祆教认为,善与恶斗争的历程即世界创造和劫灭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为一千年。第一阶段为静止阶段;第二阶段为善神马兹达创造物质世界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马兹达战胜恶魔、琐罗亚斯德诞生的时期;第四阶段,琐罗亚斯德指定儿子为救世主,后者指引人类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国。同样,犹太教和基督教也主张神创论、世界末日、最后审判和对救世主的信仰。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上帝选民”,与上帝立约。不过,后期的拉比犹太教不再像早期犹太教那样强调救世主因神意而降临,而是宣传当所有犹太人都恪守神的律法时,就意味着救世主的统治在人间实现。基督教认为神创的世界是有缺陷的,人类负有原罪,而耶稣以生命为人类赎了罪,信徒们必须通过信仰基督、上帝和现世的努力实现救赎。伊斯兰教也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时,一切生命都将结束,所有死者都会复活,接受真主的裁判,善者进入天国,它是人们真正的、永远的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宗教历史观,阐明了宗教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教义的影响下,3世纪以后形成了基督教史学,认为历史就是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的过程,是上帝的旨意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的预定过程,其代表作即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上帝国》。 显然,上述宗教所强调的,是所有信众、所有人类的共同命运(“上帝的选民”或原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和末日来临时整个民族或所有信众的集体、同时的救赎,而个人救赎是集体救赎的组成部分;它们也高度强调信徒的现世努力。相反,佛教尽管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它是“神所赐予的”,个人的命运是前世的“业”决定的;佛教完全突出个人、分散的拯救,其社会发展观是循环的,而非历史的。究其原因,是上述中东宗教经常表现出来的入世性,而佛教则属于典型的出世宗教。 二、宗教的社会职能从早期的多功能的不分化状态向后期广泛地指导、规范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内部自治的紧密型宗教社团发展,形成高度的政教合一国家 在早期,中东宗教即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密切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亚早期国家一般均产生于神庙。苏美尔城邦经济的主体是神庙,其面积可达城市总面积的1/3以上,而个别神庙控制的劳动力达到城邦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城邦的早期国王名称即“恩”和“恩西”,而“恩”原是高级祭司,“恩西”则指神庙中的管理人或奠基者。显然,早期的城邦首领是从高级祭司而非氏族贵族中出现的。同时,神庙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城市的市区总面积中占到1/3。 从神庙和祭司阶层的社会职能上看,这一时期尚处于与其他机构和阶层相交叉的状态,社会分工不明确。例如,两河流域的神庙在经济事务上,负责农产品的储备和防灾、纳税、储备再生产物资、支付参加公共工程人员和神庙雇工的口粮、组织外贸等;城邦祭司往往由长老兼任,没有专职祭司。 在帝国时期,中东的宗教成为官方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埃及,法老被称为“拉的儿子”,其塑像与神像并列在神庙中,而法老死后往往要为其修建葬祭庙和宏伟的金字塔。在两河流域和波斯,同样存在着君权神授的悠久传统。 随着晚期宗教的发展普及,公元4-9世纪在中东逐渐形成了成员有强烈认同、内部有强大凝聚力的紧密型宗教社团,尤以祆教和三大一神教这些“有经典的宗教”为典型。笔者认为,紧密型宗教社团的主要特征有: 固定的崇拜仪式。信徒平常在家中礼拜,而每周在教堂、清真寺或会堂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祆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每天礼拜五次,在礼拜前须做大小净。对穆斯林而言,礼拜可以在工作场所和旅行途中进行,因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共同的社团财产。由宗教机构管理,包括宗教设施、公共澡堂、学校、公墓、行政楼和宗教基金等。其中的宗教基金也负责慈善活动的开支。 统一的宗教教育。祆教在萨珊帝国晚期形成了制度化的宗教教育;三大一神教也都设有专门的宗教学校,其科目包括世俗课程。 无所不包的宗教法律和专门的法律机构。教法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作出了细致而广泛的规定,内容涉及伦理、饮食、丧葬、婚姻、财产继承、子女监护、放债等许多方面。并设有专门的法律机构处理社团内的相关事务。在饮食方面,高度重视洁净问题,因此一些食品属于禁忌之列。 信徒有明显的外在标志。例如,男性犹太教徒必须作割礼,其服装和发辫因所属教派而有不同。 有关禁欲方面的规定。上述宗教都有洁净方面的规定。而禁欲主义主要存在于基督教、后期的祆教和苏菲派的一些派别中。 对叛教的严厉惩罚。如祆教规定取消叛教者的财产继承资格,并可实施逮捕,劝说无效者可处死。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哈乃斐法学派也规定要取消叛教者的财产继承资格。当然,类似规定并不能阻止改宗、甚至大规模改宗现象的发生。 宗教科层体制和宗教人士对社团控制的形成。在祆教内,形成了金字塔式、与萨珊帝国行政体制相一致的宗教体制:位居国家最高层、由政府任命的祭司长,与大省或一般省份一致的大祭司、祭司,县和县以下行政单位的神职人员。另一方面,像后期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则确立了不依赖于官方的、分别由拉比和乌莱玛、苏菲派首领控制的分散的自治社团。 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政教合一是一个突出特点,如祆教僧侣即参与政治,包括国王废立。伊斯兰教的乌莱玛拥有解释经训教法的权力和司法、教育大权,控制着宗教基金瓦克夫,参与地方的税收、水利、治安、慈善事务,甚至出任行政官员。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实为入世型宗教的表现。 此外,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还通过内婚制巩固社团,推动宗教的传播。宗教社团的形成增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加剧了社团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在萨珊帝国占领伊拉克以后,它逐渐开始承认当地宗教社团的自治,以宗教容忍换取纳税和政治支持。这一政策为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所继承,适用对象为“迪米”(“有经典的宗教”信仰者,即犹太人、祆教徒和基督徒),奥斯曼帝国时期则发展为着名的“米列特”制度。在上述宗教中,祆教因过分依赖政府而在萨珊帝国灭亡后逐渐消亡,而三大一神教依靠强有力的宗教社团,即使在政权解体后仍然能够生存,甚至迫使征服者改宗。 三、神灵体系 从原始的万物有灵出发,经多神教、二元神教的过渡向一神教发展随着城邦向统一王国乃至帝国的发展,在上古中东的多神教中,已经出现了主神,如埃及的太阳神拉、阿蒙,苏美尔的安努、巴比伦的马尔杜克和亚述的阿苏尔。英国学者缪勒认为,埃及后期出现了单一主神教,即有固定主神的多神教。 在前述中东古代宗教发展的第二阶段,形成了二元神教祆教、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这是中东的一个明显特征,因为中东的二元神教最为典型,而且集中在先后处于塞琉古帝国和帕提亚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和伊拉克。有趣的是,从地理上看,波斯和长期处于波斯政治统治及文化熏染下的伊拉克恰好处于中东的东端,邻近以多神教为特征、与波斯同属雅利安人的印度。这一现象值得探讨。另外,由于二元神教崇善而贬恶,认为人类最终将要进入“光明、正义和真理的王国”,它实质上是一种神学上的一元论。 但波斯也正是中东一神教的发源地之一。以上古波斯神灵米特拉为崇拜对象的米特拉教在公元1世纪西传进入罗马帝国。该教仪式中包括了使用面包和酒,而米特拉的诞辰也是12月25日,这些都给孕育中的基督教提供了养料。 在中东的西端,世界上第一种一神教犹太教也宣告诞生。犹太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民族宗教,但它在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中东各种宗教的因素,尤其是两河流域、埃及、波斯的宗教。例如,它从祆教中吸收了灵魂不灭、末日审判、赏善罚恶、彼岸世界等信条。另外,随着犹太国家并入统一的中东帝国和犹太人的流散,其他一些民族有的大批改宗犹太教,而犹太人也于萨珊帝国时期放弃希伯来语,转而采用阿拉米语作为日常用语,希伯来语仅仅作为祈祷用语。所有这些势必对后期犹太教的发展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犹太教是中东地区文化的产物。 正是在波斯、犹太教以及流传在中东、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宗教(如埃及、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宗教,诺斯替教和俄尔甫斯教等)和思想的影响下,第一种世界性的一神教——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了。公元7世纪,另一种世界性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也宣告诞生。这两大宗教的诞生地均在地处新月地带西端的巴勒斯坦和汉志,该地区位于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和希腊三大文明中心的汇合处,而三大一神教都把耶路撒冷作为圣城,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能够从本地区以外的文化中吸取大量养料(伊斯兰教也从希腊思想中吸收了有用的素材,诺斯替教则从印度吸取了灵魂转世的思想),这同样是中东古代宗教发展的重要特点,及其成为世界宗教的原因。 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真正达到完善程度的一神教,尤其是前两者,因为基督教受希腊的影响,尚有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偶像崇拜的残余。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多数宗教并没有最终完成向一神教的过渡。另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宗教。 四、在社会观上,从早期的民众宗教,经过精英主义和等级主义的过渡向作为世界宗教的必然特征的普世主义和平等主义发展 在中东的早期宗教里,有关社会的观念是模糊的。 随着二元神教和犹太教的出现,中东宗教的主流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和等级主义倾向。首先看祆教,它在上层社会中传播较广,促进了社会分化。在思想上,它高度重视秩序、稳定、合法性和和谐,要求妇女、儿童服从男人、家长,维护波斯的种姓制度。火庙也分为三类,分别属于祭司、贵族和农民。在被征服的伊拉克,祆教并未传播给当地人。因此,祆教是为波斯的种姓社会服务的,而作为其异端的马兹达克派主张平等主义,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统治者的思想武器。 诺斯替教认为,存在分为好的、精神的光明和邪恶的、物质的黑暗,而每个人内部都存有光明;光明世界将派遣使者向灵魂启示秘密知识,使人体内的光明得以释放而与光明世界相汇合,战胜黑暗。但人们在出生时因光明的含量不同而分为三类:拥有最多光明的可得到拯救,属于选民;居中者可通过努力工作转世为选民;光明最少者没有任何希望。至于摩尼教,它同样根据对光明王国的不同贡献,把教团成员分为五个教阶,即教师、教监、牧僧、选民和听众。 如前所述,产生精英主义的二元神教是长期处于波斯统治和影响下的两伊,而波斯与印度同属雅利安人地区。这一现象恐非偶然。 主张内部成员平等的犹太教,其精英主义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虽然在理论上,其他民族也可以因信仰上帝而获救,但唯有犹太人是“上帝选民”,而上帝将“流淌着奶和蜜”的巴勒斯坦赠送给犹太人作为定居之所。因此,《圣经》将犹太人描绘为“文明之光”,而他们甚至将自己背井离乡、流散世界的苦难命运也视为上帝的考验和“恩宠”。 上述精英主义倾向阻碍了这些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而只有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世界性的一神教中,才真正确立了普世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信条和原则。 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伊斯兰教开始也仅限于阿拉伯人,但它们都超越了民族、种族、肤色乃至部落、性别、年龄、财产的限制,把信仰的大门向所有世人敞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成为新的主张。基督教外邦人的首领保罗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口号,他说:“这样说来,不再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区分;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野蛮的、未开化的,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贯彻一切。”《旧约·歌罗西书》。伊斯兰教尤其反对高利贷,主张征收天课。因此,“有容乃大”,普世主义意味着平等主义,二者是等同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世界性的一神教也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奴隶、妇女和儿童依然受到一定的歧视。随着上流社会的入教,宗教社团内的教阶日益多层化,教义出现微妙变化,信徒间的社会分化也在发展,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反观南亚,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成为捍卫种姓制度的堡垒,而主张平等主义的佛教最终被排挤到境外,传播于东亚和东南亚。当然,在南亚还有其他主张平等主义的宗教和派别,如与佛教同时的其他沙门思潮和后来的锡克教,但其流传范围都相对有限。 上古中东宗教发展的特点不限于前述四点。西方社会学家韦伯指出,基督教是最为理性化的宗教,它通过理性的方法获得救赎,使劳动成为修道生活的特殊标记,以及保健和禁欲的手段。这是在西欧最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无论如何,古代中东对世界宗教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宗教。当然,与中东毗邻的希腊在中东宗教的发展中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古代中东宗教的特点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中东的宗教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中东仍然以伊斯兰教为主导,同时存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由于传统宗教的特点,政教合一依然是近代中东政治制度的基本范式,而现代化改革势必牵涉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反映出伊斯兰入世性的特征。同时,以现代主义为代表,中东的知识精英也在改造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三大宗教的一神教特点及其并存于中东及邻近地区的事实也使它们之间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尖锐冲突,中东近现代历史上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阿以冲突等无不带上了宗教色彩。

一神信仰与排他性民族观

亚伯拉罕系的一神教,其教义中也有宗教宽容的内容,特别是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唯一真神对世人一视同仁的爱。爱神和爱一切世人,是基督教的根本要求。但是在这两条“总纲”中,“爱人如己”要服从于“爱主你的神”,即在基督徒心目中,对唯一真神上帝的信仰是最高原则。为了反对犹太人重视家族、部落、民族的传统,耶稣甚至强调“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第10章第37节)对于上帝的爱,超过了对父母、儿女的爱,当然更超过了对信仰其他神灵人的爱。所以在整个中世纪,耶稣“爱人如己”的戒律,实际就变成了“对待信仰上帝的人爱人如己”。当代著名的宗教学者保罗·尼特概括说:“排他主义代表了历史上占主导的、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个体的观点。”

由于排他性的宗教观,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很难宽容。一神教所产生的排他性,最典型、最残酷地表现在犹太民族身上。犹太民族自称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得到了上帝的偏爱,但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苦难向世人展现得到“救赎”的艰难。当然,犹太民族能在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下凝聚不散,犹太教的精神凝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犹太教坚定的一神信仰,犹太民族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基督教虽然变通了犹太教的很多教义和礼仪,但是对犹太教的核心信仰——一神崇拜,则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下来。当基督教依靠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支持成为国教以后,犹太民族的梦魇就开始了。欧洲历史上对犹太人排斥和迫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宗教的缘故,但是宗教无疑在其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继承了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旧约》,可是犹太教对基督教泾渭分明的划分,实际上就剥夺了基督教在神学上的“合法性”。因此,打击、迫害、瓦解犹太教就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的一项重要“使命”。因此,20世纪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和基督教与犹太教两大一神教的相互排斥不无关系。

当然,犹太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处于绝对劣势,犹太人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也仅仅表现为一种守势,即不接纳其他民族的成员进入自己的宗教信仰团体,但是这种“守势”的背后,也有犹太民族由一神信仰所导致的民族自大心态。当代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开普兰在反省犹太文明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当我们宣称自己是特选子民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看成天生是高人一等的。这样一种概念在前启蒙时代的世界观中也许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在今天,却似乎显得有点过时或者傲慢了。”犹太民族在未来的世界中应当如何走,必要的反思是非常宝贵的。

输出型文化传播模式与民族冲突现象

犹太民族被罗马帝国征服后,他们沦为罗马人的奴隶,犹太教成为他们团结自保的唯一武器。圣经中对外扩张的观念,被将基督教当做国教的罗马人所继承。本来,基督教就对信徒规定了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对于一般信徒,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一种解救全世界所有“罪人”的善良愿望,而身为国王的基督徒则有义务诉诸武力为基督教开拓疆域。罗马人在几个世纪的对外征服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基督徒在几个世纪的扩展中建立起一个与罗马帝国的版图相同的信仰世界。如我国学者刘新利所描述:“基督教超民族的普世精神与罗马帝国超民族的霸权主义一体化的政策,在精神观念和权力组织两个基本的方面吻合在一起。在当时的世界,也唯有罗马帝国与基督教能够联手在地中海的上空架起这样一个包罗万民的穹窿。”其后继承罗马帝国政治和精神遗产的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无不把对外的军事征服称为“传播上帝福音”。

伊斯兰教对外传播的历史,虽然不乏苏非教团的和平方式,但是也有剑与火的影子。穆罕默德之后的四大哈里发,无不把毕生的心血全部奉献给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事业。其后陆续登上历史舞台的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奥斯曼王朝,将伊斯兰的疆域扩大到了西亚、中亚、南亚、北非、南欧、东欧等地区,将众多的民族置于新月旗下。

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持一神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依靠其较高的文化优势,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了文化史上的文化“高原”现象。对于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蛮族”而言,这两种宗教毕竟是文明发达的产物,承载着较高的哲学、科学、道德、文学、艺术知识,对于提升接受者的素质,具有脱胎换骨的功效。不过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因宗教输出而形成的文化“高原”,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首先,高压政策并不能造成真正的民族融合。无论在基督教统治的帝国,还是在伊斯兰教统治的帝国,民族矛盾都是有增无减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不仅没有同化信仰异教的犹太民族,就是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也没有出现相互融合的迹象。神圣罗马帝国实现古罗马帝国与教皇国征服整个欧洲的梦想,无形中加重了德意志民族与欧洲其他民族的矛盾。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军事占领及其推行的强行同化政策,同样造成了土耳其人与东欧各族人民的紧张关系。巴尔干半岛成了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前沿、欧洲的火药桶。

其次,不断的对外输出,消耗了帝国的能量,反而降低了帝国自身民族的凝聚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与教皇的反复斗争中,不仅使德意志失去了统一世界的美梦,还使得德意志民族本身发生了分裂。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皇帝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德国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在欧洲国家中,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最晚,这与他们沉溺于建立“千年基督王国”的迷梦有关。

最后,宗教输出的政策也会造成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一神信仰的输出型宗教,很快就在中亚、南欧、东欧交汇了。认主独一的宗教观念和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教使命,使其相交过程必然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顶峰,就是从1096年至1270年连续10次的十字军战争。“十字军东征”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因宗教冲突而导致民族战争的代名词,成为宗教狂热和民族非理性的见证,在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留下了永远的痛。

吸附型文化传播模式与民族融合现象

宗教的核心要素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出于宗教情感、利益纠纷,或多或少都会相互排斥。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基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往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的争论中,经过出家僧人和信佛士大夫的反复解释,终于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佛教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总之,信仰多神教的国家,一般倾向于一种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先后传入,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也曾传入,均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人在宗教上是一种“混血儿”。

多神信仰影响下的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反映在民族观上。中原的统治者想把周边的少数民族变为华夏,向落后民族传播先进的礼乐文化,即是“用夏变夷”。但是这种传播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依靠边裔四夷向中原文化的自觉靠拢。孔子在政治上提出了以“修文德以来之”为纲领的民族和平同化政策。儒家“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诸民族自愿归附的文化中心,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盆地”现象。我国古代的长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线,与西方历史相比,我国历史上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也不少。但是宗教并非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物质利益的争夺才是民族冲突的本质。而且我国古代民族冲突的结果不是民族的分崩离析,而是在每一轮重大的民族冲突过后,都有一轮更高层级的民族融合。这种吸附型的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侵入中原,而且有时候还会长期驻扎下来,建立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方王朝或者中央王朝。可以说,我国古代地理范围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是军事征服的结果,而是这种文化吸附的结果。

毋庸讳言,我国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矛盾,当矛盾尖锐的时候,也会发生民族冲突和战争。但是从整个历史看,冲突和战争是短暂的,和平与融合才是常态的。因为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信仰、利益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即使面对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化、瓦解,这除了中华民族自身拥有的强大的凝聚力外,没有因信仰因素造成的离心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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